周濂简介_个人资料

周濂（1889-1950），字酿泉，奉天开原人。国民党陆军上将。 周濂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5期，叙衔职务为军事参议院参议，1946年7月31日续衔为陆军上将，晋升同时退为预备役。最高职务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讲武学堂教育长、副监，6月1日病逝。周濂将军之女周福华。

基本资料

中文名：周濂

国籍：中华民国

出生地：奉天开原

出生日期：1889（己丑年）

逝世日期：1950（庚寅年）

职业：国民党陆军上将

主要成就：国民革命军东北讲武学堂教育长、副监

人物生平

中东路事件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备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经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批准，米率队搜查了领事馆，在地下室逮捕了39人，同时搜出并扣押了大批文件。被捕人员中除了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外，多数是中东路的重要职员和各联合会、局的经理或委员。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彩旗其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但东北当局却在7月10日查封苏联，将中东铁路管理局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等团体，逮捕了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事件后，眼看战争不可避免，东北国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也在8月15动员东北军6万人组成”防俄军“。以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任东路总指挥；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医，兼任西路军总指挥；以周濂为预备军军长。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则奉命督率东北联合舰队的江防舰队在同江和三江口布防。8月16，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宣称：“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也全力，决一死战。”

九一八事变中的讲武堂

1906年，清政府奉天将军赵尔巽创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后停办。1919年2月，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重新设立“东三省陆军讲武堂”。1927年9月改称“东北陆军讲武堂”。1928年3月复改称“陆军讲武堂”。1931年9月停办。历任堂长（监督）：1919年2月张作相任，1922年张作霖兼任，1922年张学良任。副监督一直为周濂。

1922年以前，位于沈阳城东约10公里的山咀子地区，还是一片肥沃的农田，三个小小的自然村庄坐落其间。这就是东北讲武堂的所在地。早在东大营创立之前，这里就一直被兵家视为军事重地。1922年4、5月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遭到失败。张作霖为了再度入关问鼎中原，唆使奉、吉、黑三省议会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并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而后，张作霖在“保境安民”的口号下，大搞“整军经武”，扩建兵工厂、航空处，扩编军队，加强军事训练；同时开办各种军官训练班，加强东北讲武堂的建设，派遣各兵种留学生出国深造。又是扩编，又是办校，使得营房不敷使用。于是，发生了急需修建营房的问题。

在沈阳东大营的历史上有一段短暂而辉煌的经历，那就是从1928年9月至1931年9月，当时驰名全国的东北讲武堂曾设在这里。东北讲武堂初创于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名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校址在老将军府，位于陆军小学院内。

东北讲武堂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光绪三十二年至1915年为前期，在这一时期还称过“陆军讲武堂”。从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第二年的1919年为中期，校址在小东边门外（现在的中捷友谊厂院内），曾用过“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北陆军讲武堂”和“陆军讲武堂”等名称。讲武堂在上述两个时期总的特点是不完备、学期短（八个月到一年）、招生少、级别低（培养对象只限于初级军官）。第三阶段，从1928年至1931年，张学良统率东北军时，校址设在了沈阳城东的东大营，东北讲武堂在这一阶段，则达到了鼎盛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首先是规模大，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和比较齐全的分科。讲武堂于1928年9月正式由小东边门外迁到东大营。张学良为了统一东北军事教育，将东北“所有军事教育机关，一律并归讲武堂，由该堂监督直接管辖”。讲武堂监督由张学良自任。将原讲武堂改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又先后设立“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及“东北讲武堂热河分校”两处，并附设了各种专科教育班。“其总机关即称东北讲武堂”。这使东北讲武堂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军事最高学府。可以看出，当时在东大营的并不是东北讲武堂的全部，而只是其总机关堂本部及辽宁本校和一些专科教育班。当然也是东北讲武堂最重要的部分。

二是水平高。东北讲武堂创建之初只是“造就陆军初级军官”，后来则与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黄埔军校并列为全国四所正式中等军事学校，而且是比其他3所院校较为完善，以“自小学树立基，以大学成其器”为办学宗旨的培养高等、中等和初等三种军官的综合军事学校。从而使东北讲武堂成为东北地区历史最久，培养军官最多的军事教育机构。东北军的各级军官，绝大多数出身于此。它对东北军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张氏父子控制部队，统治东北的一个有力支柱。

总之，这一时期的东北讲武堂，以其“策划周详、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水平之高”等显著特点，达到其历史上的全盛时期，而为其提供校址的东大营也因此在历史上名噪一时。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藏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

前，两人都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但在事变后无力回天时，藏绝食未死而被日方拉入伪政府，黄则下令各县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

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

当时东北讲武堂负责人即是周濂中将。当学生们听到枪声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

周濂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1931年11月30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结束。12月25日张学良将驻北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改为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任主任。1932年8月16日，张学良辞主任职。8月19日将北平绥靖公署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张学良任副委员长，“以重统摄”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之军政、军令、国防、绥靖等事宜。委员长职责为统辖所管区域内之各省军政军令、国防绥靖等事宜。委员长下设常委3—7人．委员18—32人及高级参谋、高级副官若干人。

北平分会下设办公厅及第一、第二、第三处，后又增设政治训练处。第二处处长周濂，该处下辖4个组：第五组掌军械，第六组掌铨叙、第七组掌军籍,第八组掌工程。此外，分会还辖有差遣队，总队长以第二处处长周濂兼任。

周濂与德王

蒙古德王这次去北平，唬了顿何应钦，骗了一顿记者，还带回四挺机枪。在他返蒙时，北平军分会军械处处长周濂到车站送行时对他说：“你前次向何代委员长要求多发给新式机关枪，何代委员长说，现在这类机关枪都用以剿匪，不能多拨。”德王一听就明白了，蒋介石为了剿共不惜血本，对于抗日则不投资本，所以，德王觉得对于他与日本勾结是最有利的时机，只要不被新闻媒体炒作，不惹起民众的群起而攻之就好办。国民党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要时在睁着的那只眼里揉进一点沙子也就看不见了。他找何应钦诉“苦”就是揉沙子，所以何应钦闭着眼瞎说了一顿，同时还去驻地回拜他，走时给了武器。

周濂为我党做宋哲元统战工作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扩大）。中共中央认识到目前时期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没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当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及其卖国贼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刘少奇、林枫为了贯彻党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在华北地区以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目标。

1935年冬，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急于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由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通过北平自由职业大同盟的吕振羽向共产党发出商谈联合抗日的信号。

林枫沉思着说：“目前我们掌握了一个内部的关系，此人是北平军分会的第二处少将处长叫周濂，他原是东北军军官，索怀抗日报国之心。而且同宋哲元的私交甚笃，我们是否可以利用这一条件做宋的工作呢？”

刘少奇担心林枫的安全，又说不服林枫，他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有些无奈地说：“我还是同那位周濂少将见一次面吧，听到他一个保证，才好决定你是否去。”

林枫笑着说：“你是华北地区党的领导，岂可擅动？请你放心，周濂原是东北军爱国将领，同日本人有着深仇大恨，对我党主张亦很赞同，可确保安全。”

北平外交部街宋哲元的官邸，是一座典型的明清王公贵族的建筑，分外跨、里跨，显得格外宽敞、气派和神秘。林枫随着周濂，来到了里跨一幢大房子前，随着卫兵的通报，林枫健步迈入了宋哲元的会客室。耀眼的汽灯下，身着一身黑色中式丝绸衣服的宋哲元正坐在沙发上喝茶。

宋哲元笑容可掬地迎上来，“周老弟，怎么得空看你老哥来了？”边说边按住了周濂正欲行礼的右手，并迅速的瞟了旁边的林枫一眼。

周濂笑着说：“听说宋长官最近喜好围棋一道，特地请来一位高手为长官指点棋局。”

宋哲元打着哈哈说：“是啊，人生如局，老哥最近被一些烂事缠得焦头烂额，正想请老弟来指点迷津呢！”

周濂指着林枫说：“这是我一位好友，罗衡先生。”

宋哲元望着林枫说：“罗先生，幸会，看你年轻有为，在哪里高就啊！”

林枫微微一笑，“罗某高就的地方不好讲，讲出来恐惊扰宋长官。”

宋哲元定定地望着林枫：“罗先生以为还有惊扰宋某的事吗？”

林枫说：“宋长官认为和南京的蒋先生相比那个大呢？”

宋哲元有些挂不住面子了，他提高了声调问：“你到底是谁？”

林枫语调清晰地说：“中共北方局特派员。”

“什么？”宋哲元好象没有听清。

林枫说：“我吓着宋长官了吧？”

宋哲元的手下意识摸向腰间掏枪，却发现穿的不是军装，他有些尴尬。

“罗先生，你的胆子太大了吧！真是英雄出少年，宋某人倒是佩服的很那。”

周濂连忙站起来打着圆场，“两位不必激动，有话尽可以慢慢讲嘛。”

宋哲元狠狠地横了一眼周濂，“周老弟，你今天到底是何意？请直说吧。”

周濂说：“为宋长官在全国民众中的清誉和民族前途计，周某今日鲁莽，望长官海涵！”

林枫说：“宋长官，周将军说得没错。想宋长官亲手训练的劲旅秉承中山先生的民族思想，喜峰口血战使日寇胆寒，国人莫不振奋。皆认为先生为当世的岳鹏举、文天祥、史可法，实为民族之精英，军人之楷模。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和‘一二·九’血案实在有损长官一生的英名，敬仰将军者，莫不扼腕叹惜！”宋哲元重重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林枫气定神闲地坐在宋哲元的对面，真诚地说：“宋长官，请恕我直言，作为民族英雄，你曾在中华民族的抗击外侮，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上写了极其辉煌的一笔！然而目前的‘冀察宋委员长’和‘一二·九’的对学生的痛下狠手，却是我罗某人和全国的民众不敢苟同的。”

宋哲元挥身一震，定定地望着林枫，眼睛里透出杀气。周濂见状，忙拉了一下林枫的衣袖，示意别再说下去。

林枫依旧从容地说：“而今，日寇狼子野心正炽，对平津及华北志在必取。宋长官是思谋做袁崇焕，还是欲做吴三桂呢？”

宋哲元似泄了气的皮球，好象一下衰老了好几岁。他双手抱头把手伸进头发里，用力的抓挠着，有气无力的问：“外界对我宋某人怎么看？”

林枫朗声道：“‘一二·九’学生义举，自不待言，近日全国民众、民间团体的激烈反应想必宋长官知晓。唯我党不以‘汉奸’眼光看宋将军。”

宋哲元眼睛一亮，“为什么？贵党怎么看？”

林枫一笑，“宋将军训练29军方法之独特，外界早已盛传，而将军的出身乃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孔子的故乡。喜峰口血战足以证明先生是一位深晓民族大义的志士，若不是政府的猜忌和挤压，将军断不会出任充满分裂国家之举的‘冀察委员会首脑’。”

宋哲元眼睛一亮，“难得罗先生和贵党这么理解宋某。”

林枫话锋一转，“宋长官委曲求全，虚以委蛇，断不能长久。客观上你是为保存实力、维持现状、保住你目前在华北的地位。可是宋将军的地位难道比民族大义、国家主权还要重吗？宋将军的29军是目前华北、平津唯一的重要国防力量，难道将军能忍看日寇的铁蹄践踏我国土、蹂躏我父母人民吗？能忍心把刀枪、鞭子大棒对准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吗？”

周濂接过去说：“是啊，宋长官，昔日我的老长官汉卿张少帅，也是吃了优柔寡断纵容日本人的大亏啊！东北军按他蒋某人命令，一枪未放退入关内，一腔报国热血的少帅却被国人指为汉奸，而又百口难辨。为了宋长官在全国民众中的清誉计，甚望长官三思。”

“不错”林枫坚定地说：“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面前，任何苟安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将军的现状和昔日的汉卿将军不可同日而语。现今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方兴未艾，日寇欲图谋我中国，奴役我人民，掠夺我资源的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谅他蒋某人再不敢下不抵抗的命令。以宋将军昔日的声望和将军亲手训练的虎军，身处国防前线的29军在将军的率领下，只要振臂高呼，全国民众必定会踊跃支持，莫不以将军为当今的国家栋梁，民族希望。至于过去的一切，都将随着将军的奋勇杀敌而灰飞烟灭，知耻近乎勇啊！”

宋哲元的脸色红润起来，他站起身，一把抓住林枫的手，激动地说：“罗先生，你和贵党对宋某的盛情和美意我心领，也谢谢你们的理解。”他又回头转向周濂，“也谢谢老弟的苦心，今日二位真是给宋某指点了迷津啊！”

宋哲元又恢复了军人的气魄和威严，他把手重重地拍在案几上，“若日军继续增兵占领华北，余将率29军实行抗日，誓与日寇作殊死决战！”

他又大喊：“副官，准备酒菜，我今日要同二位畅饮。”

席间，宋哲元与林枫把酒言欢，意兴甚浓。

回去后，林枫马上安排市委和学联说服群众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拥护29军保卫平津”。并派出干部到宋哲元的部队中工作，同29军的上中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系，林枫亲自带队会同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会对部队进行慰问和宣传。

晋升将军

1936年1月24日，周濂与刘和鼎、赵承绶、周玳、邓宝珊、杨虎、荣鸿胪、秦绍观、缪培南、张任民、龚浩、雷飙、杨澄源、曹万顺、周至柔、张国元、张元祜、徐国镇、汪镐基、张修敬等一道被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46年7月31日国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等八人为国民革命军上将（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