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简介_个人资料

胡华（1921～1987），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党史研究专家。原名胡家骅。参与成立了“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任常务副会长。1987年12月胡华因病在上海逝世。

基本资料

中文名：胡华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1921

逝世日期：1987

职业：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党史研究专家

性别：男

1921年12月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职员家庭。1937年肄业于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学校。1938年参加当地抗日救亡运动，10月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队伍中，他经历了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半个世纪历史过程，毕生坚定不移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1946年10月任华北联大史地系副主任。他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1947年开设新课《中国外交史》，出版了《日本投降以来英美帝国主义侵华史》和《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主编）等著作。1949年后，胡华主要致力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1950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先后担任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林彪事件后，1972年从江西五七干校返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政治学分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学编委、科学社会主义编委兼“社会主义在中国卷”主编，北京市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胡华发起并组织成立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任常务副会长（会长为何长工）并主编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该书被译成多种文字或直接转载在国外出版，影响较大；他还参与成立了“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任常务副会长。1987年12月胡华因病在上海逝世。

1．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敌后华北联大为培养党的抗日干部，辅导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开始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并结合敌后战场形势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国情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学。同时兼任队长和党的支部、总支部工作。在这期间，经常带领学员同地方游击队一起参加反“扫荡”斗争，足迹遍及整个北岳恒山地区；

2．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张家口市总工会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出色地指导和组织了张家口工人的反奸清算斗争和生产竞赛运动。从领导新解放城市建设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进行经验总结与研究；

3．1946年10月，胡华重返华北联大工作，任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史地系副主任。1947年参加河北束鹿县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4月任华北大学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在吴玉章、成仿吾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教材编写工作，同时开始担任吴玉章的学术助手。

为迅速培养党的干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胡华编写教材并讲授《中共党史》，1950年3月正式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该书连续发行13版（次）、数百万册，有日本、朝鲜、维吾尔、哈萨克等文字的译本，并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由他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发行数十万册，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所得版税收入，由胡华提议以三人名义——另两人为他的学生(协助编写者)戴逸与彦奇同志，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飞机）；

4．参与领导创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系科，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按照中央教育与宣传部门的要求，为全国的理论宣传教育战线培养人才以及各高校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程提供教材；

5．从1950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主任。1950年（29岁）被评为副教授、1956年评为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中国现代史组副组长；

应聘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学习干事，在主任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参与组织政协人士的理论学习；

6．全国解放后，为适应新中国社会各界和高等院校的需要，进行党的历史、方针政策的干部和学生的教育讲座；

7．林彪事件后，1972年在周总理指示下，从江西五七干校返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调研中竭力抵制林彪、“四人帮”的谎言，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粉碎“四人帮”后，率先在全国党史界冲破禁区，拨乱反正，为恢复党的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捍卫党史的科学性、纯洁性，不知疲倦地四处讲演，并以史学家的卓识与中央负责同志坦陈己见，呼吁纠正党在历史上“左”的错误并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路线。

8．发起并组织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任常务副会长（会长为何长工）并主编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该丛书1986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胡华获最佳主编奖；1987年又获吴玉章奖金历史学一等奖，在海内外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转载或出版；发起并参与成立“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后改称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任常务副会长并组织有关重大学术活动；

9．胡华还主编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编著《中国历史概要（与翦伯赞、邵循正合著）》、《南昌起义史话》、《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等史著；

10．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名誉主任，北京市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等；

11．开创并组织促进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国际学术交流，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讲学和组织接待国外学者来华访问；奉中央领导同志嘱托，鼎力帮助索尔兹伯里先生（美）完成《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向世界宣传伟大的长征；

12．胡华教授一生伴随了中共党史学史的五十年过程。他一生不计其数的讲稿、书信、笔记、访问记录涉及研究的范围极广，是对全国高校和党史工作者关于党史研究与教学的指导和交流文字，是记录反映中共党史和学科史的宝贵财富。

……

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

胡华

　　一九四五年中苏关于承认蒙古独立的换文的意义

　　但是，在一九二七年叛卖革命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却一直坚持着大汉族主义，以“宗主国”自居，不肯承认蒙古独立。而蒙古从革命以来，在苏联的友谊帮助下，内部已建设得很强盛；对牵制打击日寇保卫远东和平，也有很大的贡献，如一九三五年和三六年，蒙古革命军曾两次击退了日寇在蒙古国境东部的挑衅行为；一九三九年在诺门坎，苏军蒙军并肩作战，给进犯的日寇以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远东红军和蒙古革命军对百多万日本精锐关东军的牵制，对中国抗战是极大的帮助。而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又对日宣战，配合苏军，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兵夹击日寇，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间，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应该正式承认蒙古的独立地位，这是义不容辞的。

　　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同时，双方又交换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的问题”的文书。在文书中，中国国民党政府曾不得不声明：“………由于外蒙古人民屡次所表示出的对于独立的热望，中国政府声明：在日本失败以后，若是外蒙古人民的投票公决证实此种热望时，那么，中国政府将承认具有其现时境界的外蒙古之独立。……”

　　“投票公决”的结果如何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举行的蒙古人民公民投票的结果，有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投票赞成独立，连国民党政府派去监票的内政部次长雷法章，也对投票手续表示满意。（见塔斯社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库伦电）

　　中苏两大国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的意义，就是赞助一个新国家在世界各国面前获得正式的独立地位，给世界的和平民主阵营增加一分力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有独立地位，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我国人民中有的人不明事实真情居然也被染上了这种“宗主国”的情绪，似乎内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似的，这正是中了反动派散播的大汉族主义的毒。

　　中苏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地位之换文的意义

　　为什么这次中苏订立新条约时，两国外长要换文重申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呢？

　　我们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位于中苏两大国之间的。一九四五年十月蒙古人民公民投票表示了要求承认和保证蒙古独立地位的热望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曾被迫不得不承认蒙古的独立；国民党反动政府被推翻了，代表中国全体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再来重新申明一次承认和保证蒙古的独立地位，这正是中苏两大国尊重蒙古人民的真正的自由意志的表示。同时，自一九四九年十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蒙两国就很快的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已使承认蒙古独立地位问题获得了充分的保证。而且，在今天，美帝国主义和中国残匪还在那里白昼见鬼喊什么：“苏联吞并蒙古”“中共同意将满洲、蒙古、新疆划归苏联”的时候，这种申明也是有必要的。

　　有人问：“我们既然承认蒙古独立，是否将来也应承认内蒙、西藏………的独立？”

　　我们说，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宣布了的一贯正确始终不渝的民族政策。也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明白规定了的。但是，各民族的联合与分立，要依据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对该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有利。蒙古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独立的：即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远没有得到解放，而蒙古人民却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侠义帮助，经过自己的艰苦斗争，因而首先获得了解放与独立。对于这种解放与独立，中国人民应该向他们表示欢呼、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反对他们早解放早独立，要他们来和我们一起受罪。他们已经解放了二十八年，我们全国才解放，他们已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了，我们则新民主主义建设还百端待举，因此，我们的态度是继续重申承认与保证他们独立，而不需要他们再和我们合成一国，拉着他们再来跟我们一道走。

　　至于内蒙、西藏以及中国境内的其他各民族呢？那末，我们差不多都是在同一时期内获得解放的。当前的问题，是大家戮力同心，来共同建设强大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各自分立、各自独立的问题。正象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只有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少数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才能有效的反对汉族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只有这样，才完全符合于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要忘记特定的历史条件，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应是我们看问题的基本方法。

　　（编者注：胡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党史系名誉系主任。）